《长安十二时辰》背后的中产情绪投射:一场遥远的盛唐想象

 更新时间:2019-11-23 15:31:30

来源|经济观察书评

作者|张乃东

三年前,因赢得雨果奖而在中国广为人知的北京折叠引发了一系列争论。焦点是郝方静作品中的社会是否不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共存,并通过地球反转实现空间折叠,这种社会是否会以一种非魔法的形式出现。这种焦虑充满了对失去发展机会的恐惧——如果被某个社会地位或经济水平所禁锢,就会局限于自己的领域,在生存数据、生活兴趣和生活价值方面无法与其他群体分享,就像被局限在一个平行的时空里,永不翻身。然而,这种恐惧并不是所谓“第三空间”居民的情绪,而是一种略带危言耸听味道的中产阶级躁郁症。

有许多类似的中产阶级躁郁症,爱管闲事的人总是在创造和引爆这样的话题,比如过去两年春节前总是出现的死亡威胁,“中年北京流感”或“一个贫困家庭的顶尖学者的死亡”。它们引起恐慌想象,因为场景描述和情感渲染过于逼真,使读者感觉相同,每个人都处于危险之中,以免可怕的结局轰然倒塌,就像马伯勇在《长安十二小时》(以下简称《长安》)中反复渲染的即将到来的《克隆人》(Queloedo)。

随着改编自网络小说的电视剧的流行,《克隆人》也成为一个危险而悬疑的年中热门词汇。在小说中,“奎洛多”是情节层层推进的起点。它的功能就像《引爆摩天大楼》中的定时炸弹,让川口康南的心颤抖,他不知道下一颗定时炸弹在哪里。同样有趣的是,根据美国电视剧《24小时》改编的长安就像柯南侦探。它讲述了一个现代侦探故事,尽管作者把故事设置在大约1300年前的唐朝都城长安。

“长安”因为“奎尔·霍多”的存在而充满悬念。也正因为如此,推理和解谜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的叙事主线。作者和读者都情不自禁地按照开头一段所述的基本信息,跟随主角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国际大都市寻找案件背后的策划者,并跟随长安的地图,在不断解决它所设置的小障碍后,找出“奎洛多”的真实面目。元旦节上的长安是和平安宁的。根据《24小时》的设定,长安必须在一天之内消除隐患,惩罚凶手,这使得在保证剧情的一致性和紧凑性的同时难以刻画人物性格中的阴影,也使得这些人物的形象在12小时内更难发生逻辑和人性的变化。写作风格和主题设置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是功能性的,他们的角色和形象是片面的而不是三维的。如果仅仅是对澄清俞内命运感兴趣的睿智而坚定的主人公李碧,至多是一个靠剧情取胜的柯南式故事,在经历了“十年西域兵,九年坏领导”并以死刑犯身份参与了与奎洛多的这场战斗的张晓晴之后,作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出现,它真的变成了一个与配角同样苍白形象和单调性格的救生故事。同名电视剧上映后,作家李静睿重读了小说的文本,并在其微博上做了适当的简短评论:“它看起来像一本极度紧张、极度丰富但却空洞无物的书。没有人,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情感,有很多知识,但是知识太重,故事无法呼吸。"

非常有趣的是,与小说相比,电视剧中的人物似乎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形象,这种突破原创、为功能性人物注入灵魂的尝试赢得了一些观众的认可。但毛建在评论改编自《长安城》的热门电视剧时说了一句尖锐而发人深省的话:

“剧中不同社会层次的层次差异只停留在剧本的层次上。理发师女儿的妆容和言辞比顶级孩子更温和。地下社会的统治者非常奥赛罗。价格最低的妓女有最高的野心。将军的女儿就像一个强盗。充其量,这是长安颤抖的声音,但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混乱的视角和编辑价值观造成的模糊结局的戏剧。"

原著中的人物缺乏灵魂,这使得主人公在关键时刻做出的选择难以令人信服。改编后的作品赋予了人物灵魂,但让情节的发展失去了时机,这也使得他们在生死抉择上显得不合理。《暧昧的终点》是毛建对电视剧的评价,但也可以用来观察原著:为什么要救长安?为什么一个死刑犯要救长安?当以前的战友因为政府的不公正和政府的腐败而选择谋杀皇帝和朝臣时,为什么这个和他的战友遭受同样痛苦的被谴责的人坚持他以前的选择?

在书中,张小静自言自语道:“我在西域当兵十年了,当了九年坏司令。我只做了两个字:和平。我一个人。我只希望和我一起生活的城市能够安全。我希望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能继续过着幸福平凡的生活。”这也许可以回答“为什么要救长安”,但不能作为“为什么一个死刑犯要救长安”的充分必要条件,更不可能回答为什么当他得知“奎洛多”的阴谋是由和他有类似经历的同志策划的时,他仍然不可动摇。

一座城市有时可以让古代故事中的侠客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英雄,就像襄阳城对伟大的夏果靖一样。没有襄阳的守城,被金蛋多次击中的郭靖,与历代传说中模糊面孔的幸运儿没有什么不同。与襄阳市在一起,坚守这座孤立城市的郭蔡京保卫了这座城市,甚至想刺杀兄弟联盟的拖雷,从“为国为民”的大义大义演变成了具有现代家庭和国家情怀的英雄。救了长安的张小静也可能成为郭靖类型的英雄。然而,也许是因为他只有12个小时,不能以降低悬念率的方式更多地关注他的心。上面的“为什么”还没有得到回答,死囚区的坏人终究没能成为现代英雄。

张小静有一个类似诅咒的断言:“在长安城,如果你不像它那样变成一个怪物,它会吞噬你。“在他看来,训练骆驼的外国人,晚上经常吹笛子的音乐家,梦想成名并努力学习的舞者,以及在敖包节卖纸船的盲人丈母娘,随时都可能被长安怪兽吞噬。

“我在长安城当了九年坏领导。我每天都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我每天都听到和看到这样的人。对达官贵人来说,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这些事情更为常见,但对我来说,这是一座没有被怪物吞噬的活生生的长安城。只有当我在他们身边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活着。”

长安,作为一个怪物,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存在。这是这座城市的拟人化形象。阴谋和权力、贪婪和腐败都是其中的一部分。生活在城市里的平民和穷人正是这些危险因素的受害者和反对者。龙游人崔琦临死前说:“我来北京是为了捐款,但我不应该来。长安把我变成了一个我曾经最鄙视的懦夫。“他也是长安怪物的受害者,后悔自己因为迷恋上了怪物而迷失了自己。

张小静和崔琦都没说长安到底是什么怪物。在一篇叙述中,作者马博勇确实给出了一个提示:“长安城就像一个注定要吞噬其最近的守护者的狂暴怪物。那些想要拯救它的人必须承受来自城市的误解和牺牲。“张小静是守护着怪物长安的受害者和反对者,所以对方应该是这座城市的强者和投靠它的人。如果我们借用“北京折叠”的说法,它是第一个空间。

与郝方静构想的折叠世界不同,长安没有为空间中的每个人划定活动区域和时间。不同阶层的人共享同一个生活领域。出身和财富的不同使得那些掌握权力和暴力的人自然成为公共空间的主人。他们可以任意践踏平民和穷人的权利和利益,侵犯属于第二和第三空间的人的生活,剥夺他们最初的幸福与和平。长安城没有被折叠,第二和第三空间的居民会在权力或暴力的干预下随时倒下,成为城市中被遗弃的公民,否则他们将无法像听毛哥力那样对他人做好事,或者他们会像张小静那样守卫人民,但他们会被监禁。当然,他们可以像载垣一样爬上龙凤第一空间的边缘。

因此,长安的平民和穷人需要监护人才能不被废弃,但监护人张小静被判处死刑。他守护着这个秩序,但却受到了那些无视它的人的严厉惩罚,就像那些遵循这个秩序的人听说无忌受到了熊火帮和熊火帮背后的冯道伦和王勇的压迫一样。张小静和文无忌反映了长安市民的不确定性。他们需要公平和秩序,以免公平得不到重视,秩序无法维持。然而,一旦公平无法实现,秩序只能用于自我克制,正准备用奎罗兹(Queloedo)摧毁并召唤怪物长安的萧贵将登场。

在我看来,这是长安的真理。透过张小静、文无忌和萧贵,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故事中反映的中产阶级的焦虑。他们把和平与稳定的目标寄托在守护者张小静身上,担心他们的守法无法摆脱无忌受害者的命运。当秩序难以维持时,他们给了小贵抱怨不公正和抵制不公正的冲动,幻想着报复那些制造不公正和纵容不法行为的人。此外,文无忌留下了家人的熏香方法和女儿,女儿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张小静从死囚牢房获释。他还见到了他心爱的女仆谭琦。虽然萧贵是负面情绪和极端行为的身体代表,但他的死宣告了秩序和安全的回归。

文无忌、张小静和小桂之间的关系也很隐喻。秩序卫士们一再寻求和与之抗争的“奎洛多”(Queloedo)的创造者是同一个血统的兄弟姐妹,他们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正如最激进和破坏性的行动往往来自中产阶级本身,他们最不愿意看到混乱和变化。更讽刺的是,文无忌、张小静和萧贵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即使是最极端的萧贵为了重建秩序而对当权者进行的暴力攻击也更多的是形式而非内容。

也许上面的解释看起来很奇怪,那么我们不妨用另一种解释:为什么这个故事在天宝选择了三年?

20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和影视工作者创造了许多叙事模式,但他们经常使用丰富的历史资源。他们选择的历史背景只是为了反映某个现状。故事中的某个历史时期与现实中的某个时期形成了高度的互文关系。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就是一个例子。侯孝贤在讲述刺杀事件中的“长安与河北”故事时,通过对原传说中人物关系的重构,建立了一个复杂的两岸关系叙事。他选择聂隐娘的故事,是因为当时长安和河北仍处于两难境地,而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但这显然只是他对现实的假设。长安选择大唐全盛时期为背景,虽然这是一种常见的对盛世的想象怀旧,但其意图并不是描绘华丽的“和许多国家的外衣向珍珠王冠鞠躬”,而是聚焦长安的街道和小巷,将反恐故事放在长安的第二和第三空间。奎洛多的创造者是一只被长安第一空间剥夺了生存机会的蚂蚁。第一空间外的长安居民不仅最有可能成为奎洛多的受害者,而且随时都可能被第一空间驱动的怪物长安吞噬。他们如何保护自己?

似乎没有答案。虽然第三空间的张小静和第一空间的李碧都打败了萧贵,但故事并没有真正结束。因为一些黄鸟已经把萧规精心管理的“克隆人”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小桂失败了,还有其他机会。李泌觉得这很正常,但长安城的守护者张小静只是吼了一声,打了一拳,流了一滴眼泪。这一微弱的举动使得整个故事的合理性不复存在,拯救长安和所有人民的英雄叙事被魔宫战叙事颠覆。然而,这个非理性的传说可能是无处不在的中产阶级躁郁症的真实状态,当它找到突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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